月光宝盒

【《俞氏家谱》破译一大疑团】　据新发现的《俞氏家谱》，近代名人俞大纯出生在今绍兴斗门镇，祖居“同兴里头”，由此破译了俞大纯的身世之谜。
　　俞大纯曾和鲁迅同时东渡日本，20世纪30年代初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。其子俞启威即是建国初期任天津市市长、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。
　　据《俞氏家谱》载，俞姓人家自昭公迁居斗门已历600多年，聚族而居于汇头俞一带。据今健在的俞启乾老人称，他是光福的儿子，光润(即大纯)是他的“二叔”。祖父俞明堂中过举人，但他无意仕途，晚年在斗门老街开设“同兴银楼”，现住处因此称作“同兴里头”。
　　又据《俞氏家谱》，俞氏近支辈分排列次序为“文、明、大、启、声、振、家、邦”。俞大纯往上父俞明堂，祖俞文英，往下子俞启威，孙俞正声(现政治局委员,湖北省省委书记)；前台湾国民党“国防部长”俞大维，和俞大纯是从兄弟。

浙江俞家面很广,虽然在大陆和台湾姓氏人数中排不进一百位,但是可谓人才济济,还有几个浙江俞家著名人物是:

国学大师俞平伯,俞樾, 浙江德清人

台湾的前行政院长俞国华,浙江奉化人

围棋大师俞斌,浙江台州,

影星俞飞鸿.浙江杭州,

俞力工，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诸暨。台湾专业政治评论专栏作家﹐目前为台灣世新大学客座副教授。

俞孔坚，浙江金华人,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，北京土人景观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、首席设计师，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。

作者：理查德·佛罗里达(Richard Florida)

2006年4月11日 星期二

中国过去十年经济迅速增长，已把自己推到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，成了“世界工厂”，全球领先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。现在，专家们相信，中国将向上游前进，通过扩大科学人才队伍，改善大学教育并吸引世界顶尖的技术公司，进入设计和革新领域。 但中国的显著增长只是源自一小部分有推动力的地区，这些地区吸引了大部分优秀人才，产生了多数创新成果，创造了大部分财富。为了与中国这个上升的经济明星有效互动，西方必须认识到，中国是全球化“尖峰/低谷”特征的极端体现。全球化在使经济活动分散开来，令世界日益“扁平”的同时，也让创新、人才和财富向少数“尖峰”地区集中。“扁平世界”一词来自《纽约时报》(New York Times)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(Thomas Friedman)对经济活动分散现象的描述。 在制造业之外，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技术领域。2004年，中国联想(Lenovo)收购了IBM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，而且越来越多美国、欧洲和日本企业开办了中国创新中心。但中国的全球创造力指数(Global Creativity Index)在45个国家中仅列第36位。这个指数是我发展的，用来从3个方面，即技术、人才和包容度，衡量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进步 。在技术方面，中国列第28位，与克罗地亚和乌克兰齐平，落后于印度。中国的技术实力高度集中。仅6个地区：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深圳、沈阳和广州，产生大部分中国创新。

人才方面，中国也同样呈现“尖峰/低谷”特征，在所有被测国家中排名最后，其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.5%——与之相比，印度为6%，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约为20%。根据我和乔治-梅森大学(George Mason University)研究生李泰然(Tairan Li，音译)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，中国领先的10个地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6%，而近半数培养人才的大学集中在这些地区。

中国的文化开放程度呈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均衡。上海和北京是喧嚣的国际化中心城市。上海的城区规模与洛杉矶相当，拥有1800万居民，它致力于通过文化领域的投资，营造一个繁华的餐饮和夜生活区域，并建立一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社会风气，将自己转变为世界一流的创造中心。在此过程中，上海已使自己进一步远离其它中国城市。以密歇根大学(Michigan University)教授罗纳德·英格尔哈特(Ronald Inglehart)的全球自我展现标准衡量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中国的排名位于底部，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相当，排在印度之后。这可能成为中国创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绊脚石。

事实上，中国有两个经济体：创新的、迅速增长的国际都市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大农村内陆地区，逾7.5亿人口在前工业时代条件下艰辛劳作。据盖洛普(Gallup)调查，中国十大领先城市的居民收入是农村地区的5倍多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。我的一位中国学生精辟地总结道：“在上海，普通中产阶级比在美国生活得好。而就在这个城市外的农村，生活条件只能用文明前水平来形容。”几乎一半中国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，有8亿农民看不起病。

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性已在政治上表现出来。2005年，中国农村发生逾8.7万起骚乱和示威事件，比10年前多出逾4倍。中国政府正匆忙制定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。

在准备迎接未来的同时，中国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，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，也要关心那些落在后面的数亿民众。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尖峰/低谷特征，其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弊端刚刚开始显现。

本文作者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(George Mason University)公共政策教授，著有《创造型人才的流失：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》(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: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)一书(Harper Business出版)。